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原世界银行中国业务局局长黄育川：
本报记者 王尔德
实习记者 刘一鸣 徐颖 北京报道
新年临近，未来一年中国经济何去何从，再度引发热议。
12月16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勾勒出基本路线图——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为7.5%左右，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着力防控债务风险等被列为六项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7.5%的GDP增长目标能否实现？六项重点任务的提出有着怎样的决策背景，它们彼此之间有着怎样的因果和成败关联？六项工作将如何形成合力，驱动中国宏观经济在艰险的平衡中前行？就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原世界银行中国业务局局长黄育川，请他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决策思路作出解读。
“明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接近8%，甚至更高。”谈话从黄育川的一个出人意料的乐观判断开始。
明年中国GDP会让世界吃惊
《21世纪》：您对明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有何预期？
黄育川：我觉得世界会很吃惊，也许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会比大多数人预期的高，大多数人预计明年中国经济增长在7％到7.5％之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官方目标定在7.5%左右，一些人认为会更低，达到7.2％。一个月前，我也觉得增速会较低，会更接近7%，但是现在我觉得会接近8％或者是更高。
我之所以说增速可能更高，有两点原因。首先是贸易因素，美国经济在复苏，欧洲虽然还不确定，但是明年也有好转的趋势。如果贸易部门表现良好，可能会拉动大约0.5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因此假如今年增速是7.5％，在（除贸易以外）其他各方面因素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明年增速将会是8%。
第二，是其他因素。首先，三中全会改革方案出来了。这个方案对民营领域非常积极且提升士气。因此对民营领域的预期改变了，这很快就会对GDP增长产生贡献。一些人认为三中全会改革方案的一些内容会导致GDP增速下降，即所谓的“紧缩措施”。这些人的思维模式和十几年前中国加入WTO时几乎一样。当时人们认为随着中国为适应WTO规则而进行一系列改革，中国会进口大增、出口吃紧，经济增长将下滑。但是这并没有发生。相反，中国的经济增长加速了。我相信这次也一样，只要政府继续坚持深化改革。第三，随着中国工资上升，汇率走强，有些人不认为今后中国有能力从其他国家抢占更多市场份额，他们认为中国正在丧失比较优势。但事实上这同样没有发生。相反，中国企业正在学会变得更高效，更有竞争力，我认为他们有能力去弥补前述比较优势的丧失。
总而言之，中国明年的GDP增长可能在8%以上，这是我的预测。
需要担心食品安全而非粮食安全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明年经济工作首位。对此您怎么看？
黄育川：我不认为中国有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是指万一粮食歉收或遇到其他问题时，能为人民提供足够的食物。二三十年前，中国的粮食安全还是个大问题，因为当时中国的农业处于“看天吃饭”状态，而且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去买粮食。现在，中国人吃的太多了，你们吃的远比你们应该吃的多，但中国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万一粮食生产出现问题，去国际市场买就行了。那么这会导致粮食价格大涨吗？答案是确实有的粮食价格会上升，但不是所有都会。美国或者欧洲几乎进口所有粮食，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担忧过粮食安全问题，因为他们意识到真正的安全（不是粮食本身，而）是购买粮食的能力。
中国应该维持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来保护自己，但是这些粮食储备不可能（也不必）够每个中国人吃一辈子，只需要够吃一两个月即可，这段时间可供你们进口更多的粮食。有人认为中国应当储备更多的粮食，我认为这是危险的。储备粮食成本高，也是一种浪费，因为储备黄金、美元还能产生利息，然后再用钱去买粮食就行了。
那么中国需不需要种植更多的粮食呢？我认为不需要，生产更多的粮食，意味着水资源耗尽，更多土地沙漠化，付出非常高的成本。而进口更多食物，农民可以进入城市，在城市获得比种地更高的收入。如果又想让农民种地，又想让他们获得高收入，那就只能对农业进行补贴，从而提高农产品价格，日本就是这样做的。政府不进口大米或其他粮食，且给予农民补贴，因此日本农产品价格非常高。但是日本人平均消耗量不大，而在中国，中国人平均消耗量很大。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因为相比日本，中国的粮食价格更低。但是要知道，中国的粮食价格也在不断上升，因为土地越来越有限，水资源越来越稀缺。如果中国粮食价格继续上升，我们就要考虑一个问题，当我们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进口粮食的成本低于自己生产粮食的成本时，我们是否还应该自己生产？既然其他国家有更多土地，更多水资源，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粮食，而我们则可以更低成本生产工业产品、高价值服务、电子产品等等，那么我们就可以生产这些东西，而食物用买的就行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继续担心一个二十年前的问题呢？我不认为中国有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问题，中国有的是食品安全（food safety）问题，也就是食品的不卫生、假冒伪劣、被污染等等。
地方债根源在于预算管理
《21世纪》：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防控债务风险首次被列入年度经济工作主要任务。您如何看待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如何化解这种风险？
黄育川：债务问题确实严重，地方政府从银行借了太多的钱。那么，这个问题是银行系统的问题吗？不是，我认为这是预算问题。
很大一部分债务都是从城市银行借的，而城市银行由地方政府和其他股东共同拥有，因此实际上地方政府是自己找自己借钱。这些钱被用于建设基础设施、道路、房地产等，大部分是短期贷款，需要一两年内归还，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债务问题是很明显的。解决问题的答案是，不应当通过银行贷款资助这些项目，而是应当通过政府预算，一是通过合理的税收，二是通过发行15到20年的长期债券，从普通家庭借钱，该债券具有6%-7%的高利率，由地方政府担保，风险较低，而普通家庭把钱放到银行只有3%-4%的利率。然后还要建立债券交易市场，地方政府发行的长期债券可以在这个市场上交易，比如美国就拥有很大规模的政府债券市场。此外还需要建立评级机构，评级机构负责搞清这样一个问题：地方政府未来是否有足够收入可以偿还这些债券。搞清这个问题后，评级机构对该债券进行评级。如果评级得分很低，那该债券的利率就会很高，可能达到10%-11%，因为这意味着该债券风险很大，因此我用高回报来补偿你的高风险。这样人们就可以在债券市场中选择不同的政府债券，从6%-7%利率的安全型到11%利率的风险型。这些都是通过政府预算来实现的，而不是银行贷款。
三中全会也认可了政府预算的作用，中国需要改革预算体系，改革税制，尤其是不同种类的所得税。中国有大量的家庭收入没有交税，大量收入没有报告，因此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如何对这部分没有报告的家庭收入合理征税。当然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马上就要面对的问题，因为不可能很快就能有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产能过剩在于经济刺激政策
《21世纪》：明年中国还必须去努力解决“产能过剩”的老问题，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走出过去产能过剩周期性过剩的老路？
黄育川：产能过剩有两种类型。一是房产过剩，原因在于有的房子建在错误的区域，且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太贵了。而这背后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唯一的挣钱途径就是发展房地产。因此如果我们上面所探讨的债务问题不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也解决不了。二是工业企业的产能过剩，比如钢铁、水泥、物资设备等等。他们的产能是为匹配经济年增长10%而构建的，如果经济增长只有7%，那么生产量就必须要下降。
中国的问题是经济刺激措施使得经济增速过快。金融危机前中国保持每年9%的增长，2008年政府将经济增长目标从9%降到7.5%，如果当时那样做了，就不会有产能过剩问题。因为你可以花几年时间，将经济增长逐步放缓。但实际上，后来的刺激措施将经济增速提高到接近11%。现在因为债务问题迫在眉睫，又想把增速从11%迅速降到7.5%。因此，目前产能过剩之所以成为大问题，原因在于一方面刺激措施的作用如此巨大，另一方面在于解决问题的时间如此之短，这是中国以前从未碰到的情况。除了减少生产，让库存与需求相匹配外，没有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减少生产很可能明年中期会发生。
可能一些人会谈到减少生产带来的失业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劳动力正在萎缩，因此不用靠增长6%或7%去为大部分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需要解决的是为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现在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是1999年的7倍，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大幅上升到了16%，而高中、初中毕业生的失业率为4%。中国“制造”大学生太多太快。解决方案是，第一，组织服务（organization services），服务业可以为高技能劳动者创造更多工作；第二，消除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比如在美国，一个垃圾收集工人可能比老师挣得多。
中国经济需要防范社会风险
《21世纪》：除了上面说的，您认为中国经济进入增长阶段的转换期之后，还面临哪些风险？
黄育川：主要是社会风险。年轻人担心工作问题，找不到符合自己收入预期的工作，他们会不满意；城市与农村社会服务质量差距，农村居民不再只关心是否享受到了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社会服务，还会关注是否享受到了同样质量的服务；人们更加关注社会公平问题，比如是否需要依靠家庭关系去找到一份工作？人们更加关注环境问题，北京的污染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多的是受周边省市工业生产的影响，如果这些省份必须依靠煤电来进行工业生产，那么结果就是大城市的严重污染。住在大城市外的人与住在大城市里的人的冲突会加剧，因为住在大城市外的人的工作主要与工业相关，而住在大城市里的人的工作主要与服务业相关。假如北京规定不准使用煤电，那么拆除煤电设备可能造成成本加倍，工业产品竞争力可能下降，一些工厂可能会被关闭，一些人可能会失业，但是环境可能会改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以前从未出现的冲突（在大城市居民与小城市、市郊居民之间）显现。
解决这些问题十分复杂，但有一点，就是要允许人口更容易更自由地流动。人口流动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信息，比如一个地区的学校不好，人们就会去其他地区的学校，这就告诉我们需要改进这个地区学校的质量。如果不允许人口流动，还会人为产生不同的阶层（different classes of people），滋生冲突。
因此中国在增长阶段转换期面临的风险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三中全会建立了两个新组织，一个负责经济（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另一个负责安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安全既包括对外，也包括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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