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柳传志跨界对话王蒙
前文化部部长、当代文坛重量级人物王蒙10月23日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科技战胜人类的噩梦》文章，他表示了对人类未来的担忧，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电脑、手机杀入了生活。当人们只会用耳朵、眼球、舌头、鼻孔、皮肉来接受信息的时候，很可能意味着头脑的萎缩与灵魂的干瘪，意味着白痴时代、低智商时代的噩梦缓缓逼近。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也在读者当中引起广泛的共鸣。在商界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先生，也是北青报的老读者，他对王蒙的忧虑表示“感同身受”，“但也只能叹息”。
随后，他在致王蒙的信中提到，大部分人每天都在忙，如你所说白痴时代和低智商时代缓缓逼近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忙就是浑浑噩噩的忙。
“当天外物体要撞击地球的时候，大家都会动员起来，好歹想个法子，我觉得白痴时代的逼近也是必然的事了，而大部分人由于自己原来的位置反应将是不相信、无所谓或者反驳”，“挺可悲，但没辙，您说怎么办呢？我把您的文章用微信转出去发在我们公司的内网上，就是我能做的事了。”
柳传志在微信上对王蒙文章的转载，再次掀起一轮人们关于科技与文化的热议。
12月23日，本报请来了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王蒙和柳传志先生，坐在一起面对面聊聊。两个人，一位来自文化界，一位来自企业界。王蒙先生今年已79岁高龄，而柳传志先生也已69岁。跨时代和跨业界的两位重量级人物由此展开了一场精彩对话。
“中国作家当然在中国”
柳传志在向王蒙讲述他是如何用时间改变人们对联想看法时提到，“刚开始联想创业的时候，我拿不到政府的生产批文，就想了个办法，到香港办了一个小厂，然后将产品带到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恰好赶上我国主管部门的一位处长在这个展上看到了我们的产品，感叹这儿还有一个中国企业的展位，而且还是北京人，这才给了我们生产批文，也算是‘曲线救国’”。
“刚到香港那会儿，香港人看不起我们。我们的公司在香港最偏远的地方柴湾，和我合作的人是两个香港名校的毕业生，员工也多是香港人，一次来了一位客人，我叫秘书倒茶，直到客人走，她都没有倒。后来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听不明白普通话，我当时挺火的。”
“后来我在一次开会讲话时说内地人刚来香港是比较土，不懂得怎么花钱，但我想问，这公司没我们，你们能挣到钱吗？一下把他们都说傻了。”王蒙对柳传志的创业精神深感敬佩。
虽然两人身在不同的业界，但王蒙也有同感，他也回忆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一次我到纽约开会，有些华人作家在谈到一些问题时说看不起中国作家，认为中国作家缺乏责任感，他们大声质问‘中国的作家在哪儿’，我回答他们‘中国作家当然在中国’，中国作家对问题的看法有自己的判断。”
好吃又好看才有好盈利模式
王蒙在《噩梦》一文中提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对此，柳传志主动与王蒙分享了自己的投资哲学。
柳传志称，企业在投资之前，要先选择行业，“我要选的行业，是希望又好吃又好看，这是我的一个标准”。“当初做电脑，是因为电脑是个大行业，很幸运。而现在正在做的佳沃农业就是又好吃又好看的行业。而且好吃好看要搭配，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好的盈利模式，这一点，对传统媒体很有借鉴意义。”
“柳桃”的好价格是怎样炼成的
对话结束时，柳传志向王蒙“推销”“褚橙柳桃”，褚橙是褚时健种的甜橙、柳桃就是柳传志种的猕猴桃，目前正在市场上以组合装的方式销售，售价在300元左右。应该说，这样的价格并不具备突出的优势。但是，据柳传志介绍，佳沃的主张是希望保证每个猕猴桃的安全和高品质，为此，从种植、分拣、运输等一系列过程，都实行了全产业链控制。以机械分拣技术为例，能把颜色一致、大小一样、成熟度相同的果实筛选出来。与此同时，他们还建立起了全程可追溯系统，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可以追溯到哪个地方生产的、由何人负责、谁做的包装，都可以落实到具体人……“好味道+好卖相”才能卖到这个价格。
柳传志补充说：“为了保证水果的鲜度和口感，我们全部采用空运，运输成本也很高。等以后我们佳沃的品牌打出来了，水果产量更多时，更多的老百姓也就能吃得起了。”听柳传志这么一说，王蒙点头表示肯定。本版文/本报记者吴琳琳
原声回放
王蒙在《科技战胜人类的噩梦》的文章中提到，“博客代替着论文，微博代替着博客，碎片代替着体系，掷地喷饭的段子代替了掷地有声的思想……信息的数量与传播的速度代替着真实性、确切性、深刻性、独创性、严肃性。”对于王蒙的忧虑，柳传志也感同身受。
柳传志：那对知识碎片，又能怎么办呢？
王蒙：是这样的，人要是太舒服了，人本身的能力就下降，比如说体能，现在就下降多少？未来如果智力方面科技都能替人做了，那么人的智力也会大大下降， 只剩下“被服务”，那么白痴时代或者说低智商时代必然要来了。
王蒙在《噩梦》一文中也提到，超级的智能技术，使电脑或者手机牵着多数人的鼻子走，舒舒服服地弱化着一大批人的智力，也正在成为事实。同样身处科技时代变局中的柳传志也同样“只能叹息”。
王蒙：其实本来中国移动互联不是问题，但中国内地缺少相对多元化的接口。比如香港，有一些封闭性俱乐部，一进门，就要求关上手机，如果手机响了，就会请你出去。重要的场合都是如此。
而我们呢？经常能看到一些主持会议的人在上面说话，下面的大部分人都在看手机。这起码是不礼貌。
当然，我走哪儿也用手机。一次我参加一个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会议，我正在听讲话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我想“什么事呢”，一看，我太太发来了短信提醒我“开会的时候千万不要看手机”，嗨，丢人丢大发了。中国人缺少某些东西。
柳传志：从历史长河来看，这是一个过程。中国人由穷到富，会慢慢变得更有礼貌、更有教养。这也是一个时间上的过程，我自己也深有体会。如何让这个过程尽早结束，这需要理论，如果成天不看书，这事就麻烦了。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面对白痴时代或低智商时代的逼近，两位重量级人物柳传志与王蒙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王蒙在《噩梦》一文中指出，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大众化普及化不是什么自以为是的精英的愤怒或者悲泣所能左右的。问题在于平衡，质与量的平衡，大众与精英的平衡，高端精神产品与大众精神消费的平衡。而柳传志给出的解决思路则是时间，科技与文化的融合还需要人们继续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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