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苦涩中来-布衣青天杨剑昌

【编者按】“大雪压青松，青松挺又直。”每个人，在苦难面前，真的要有独立的精神、人格的挺立、思想的飞扬。所以，人生在世，生命的足迹无论是一路步履维艰，还是轻松畅快，都应该为理想的实现而留下清晰的印痕。欲知杨剑昌的身世，请关注 “布衣青天杨剑昌”

第一章〔2〕从苦涩中来
寒风凛凛，苦雨凄凄。
1957年12月3日，黄昏，广东省五华县周江冰坎村。随着声震瓦屋的“哇哇”啼哭，他来到这个纷繁的人世。那年代，毛泽东主席没听北京大学校长、人口学家马寅初老先生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进谏，中国大多数夫妇都在拼命地繁衍。刚届而立之年的钟定鸣，此时已是第6个孩子的父亲了。孩子降生时，哭声特响特长。母亲郑秀英一手抱着他，一手抹着额头大汗说：“这孩子哭得这么响这么长，准是个苦命的！”钟定鸣抱起猫崽似的儿子，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看了遍，说：“妇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你只听到他哭声响哭声长，可听到他哭声尖哭声硬？哭声尖脑袋尖，哭声硬命就硬，你知道么？”钟定鸣边说边将孩子放回妻子身边，转身从鸡笼里抓出个最大的公鸡去宰。郑秀英抱紧孩子，听着厨房里丈夫“嚯嚯嚯”的磨刀声，大公鸡“噗腾噗腾”和“歌一歌一咯”的挣扎咽气声，甜甜地吻了一下她诞下的第六个生命。她只字不识，她相信曾是教书先生的丈夫的话，她不想儿子命苦，她期望儿子能像丈夫说的那样命硬脑袋尖。
钟定鸣原本姓杨，名德忠。在军阀混战的20世纪20年代末，他3岁就被多子多女又穷又苦的父亲，从邻县龙川紫市新南村卖到五华这户人家。初来时，这户也是穷家，后来养父的兄弟漂泊南洋，陆续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汇回钱来。养父节衣缩食，建房、买田买地，家庭逐渐殷实起来。到后来，竟成了富甲全村的大户。钟定鸣生来聪明乖巧，养父母人富命不富，一直没生个能延香续火带把的宝贝，于是就将他视如己出，给他好吃好穿，还让他上学念书。对于养父母的养育之恩，钟定鸣自是恩将孝报，视养父母如亲生，恪尽孝道。20世纪40年代末，正是中国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搏杀的阶段，钟定鸣中学毕业后便成了周江的乡村教师。后受红色书刊和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他秘密地参加了游击队，成了东江纵队的地下联络员，与东江游击纵队司令员曾生单线联系。钟定鸣家境富裕，又是乡村教师，他依托特殊的家庭背景和身份，隐蔽地及时地为我游击队递送了不少的情报，是共和国的有功之臣。
1950年春，新中国成立之初，曾生司令员曾多次托人捎口信给钟定鸣，叫他出来当官。不知是娇妻难舍，富家难离，还是不求仕途，固执教鞭，钟定鸣却钟情于校园。然而，不到一年，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将他家划为“地主”。一年之后，狂风暴雪般的“三反五反”运动，又怀疑钟定鸣曾参加过国民党的伪“三青团”、国民党的外围组织“蓝衣党”，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在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年代，这两顶黑帽就像两座黑压压的大山，压得钟定鸣抬不起头、伸不直腰、喘不过气来。他不但丢了教师的“铁饭碗”，而且每逢政治运动就挨批挨斗，曾煊赫风光多年的钟定鸣，自此被打入另册，成了“黑五类”。
钟定鸣后悔不已，他常常自叹自怨：“要是当初听曾生司令员的话，出去干革命，像自己这样一个文化人也许当什么大官了呢。可现在……”他是个饱读诗书的人，他知道世上没有什么后悔药。历史上许许多多是是非非的问题，有些是没法说清楚的，即使有时你能说清楚，却没人信你的。他曾为自己的历史问题、家庭问题、工作问题找过不少人，可是多数人都说这是翻不了的“铁案”。甚至有些见证过他参加地下工作的“同志”也生怕连累自己，不愿为他说话。无奈，钟定鸣只好一年又一年地忍辱负重过日子。第六个孩子的诞生，并没给他增添多少喜悦，反觉自己越来越不堪重负了。多年的政治高压，经济拮据，使他痛感权力的重要。为此，他给这个儿子起名为“权辉”。
钟权辉生不逢时。他哇哇落地时，席卷全国的“反右”狂飚刚刚止息，旷日持久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又呼啦啦地高扬神州。那时候，中国人从上到下几乎都发高烧，梦想一夜之间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为了赶英超美，城乡处处高炉林立，工农兵学商个个都成了炼钢工人。“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爬在“天梯”上的中国人，放开肚皮吃饱饭，到处吃饭不要钱。于是，到处砸锅拾铁喂高炉，将熟铁炼成了生铁。叠叠青山老林成了一个个秃和尚，草木全塞进了土高炉里。“亩产十万斤，争取上北京”、报纸上还登出张坐在水稻上的农村姑娘的照片呢。为了上北京，干部们要农民深翻改土挖田三尺；为了放“卫星”，将几十亩已成熟的水稻移挪到一亩田里“密植”。结果“卫星上天，红旗倒地”，大食堂大锅饭吃了二三个月便断炊了，人们望着空空的粮仓、空空的食堂、空空的家园、空空的锅碗飘勺，不知去哪里寻觅那糊口的吃食。
那年钟权辉三岁，与千千万万的同龄人一样，他饿得只有一层黄皮包裹着一身瘦骨。食不果腹，营养不良使他得了水肿病。几天时间，他手肿脚肿脸肿腹肿全身浮肿，平日灰白的脸黄得像铜镜一样光可照人。钟定鸣背着小权辉四处求医，同样是面黄肌瘦的医生几乎异口同声：“不用看，找几斤米几两油几只鸡吃下去就会好的！”好在钟定鸣比村里人多读了些书多见过些世面多长了个心眼，在全民吃饭堂家家户户不留粮不留油不种菜不养禽畜不留锅碗瓢的时候留了一手，他还留下了几十斤米，几斤油，养了几只鸡。为救权辉一息尚存的小命，父母背着六七个大大小小的儿女，偷偷为他开小灶，使他逃过了这场大饥荒。
刚过一难又来一劫。中国人刚刚度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刚刚开始吃饱穿暖，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爆发了。这一年，钟权辉9岁。五六十年代，农村的孩子大多8岁才上学，钟权辉家穷，兄弟姐妹又多，因此9岁才轮到他背书包上学。当时，红色风暴刮遍全国，全国从大学到小学几乎没有一间安定的校园，没有一个安静的教室，没有一张安稳的书桌。校长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斗倒斗垮，老师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批倒批臭，校园成了批判“封资修”的战场。乳臭未干的红卫兵、红小兵成了造反派，一字不识的工农兵成了学校的领导人。农村乱哄哄，工厂乱哄哄，学校乱哄哄，连军队也乱哄哄的。钟权辉进学校的第一天，领的是《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钟权辉听的第一课是“造反有理”。此后，天天念“四个伟大”、“两个敬祝”，天天讲“知识越多越反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天天一手举“红宝书”，一手举小红旗，天天斗校长斗老师，斗地主富农，斗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钟权辉聪明记性好，背毛主席语录他不怕，背“老三篇”他也不怕，他最怕的是批斗会。戴着“地主”、“反革命”两顶帽子的老父亲常常颤颤抖抖地跪在批斗会上，捱受着种种莫须有的批判、打骂。他虽然少不经事，但觉得父亲是个知书识礼、爱妻爱子的好人，还常常帮邻里乡亲做好事，他不相信慈祥的父亲是黄世仁式的恶霸地主，是甫志高式的叛徒特务。造反派的每一声骂，似乎都是在骂自己；造反派的每一拳打，似乎都打在自己身上。他常常像台上的父亲一样低着头，不敢看台上，不敢看前后左右，不敢看父亲，更不敢看别人。他常常问自己：这就是学校？这就是读书？这就是社会？
尽管那年代学校不学文化学政治，钟权辉还是从《毛主席语录》、“老三篇”里学到些东西，比如学习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学习老愚公顽强不屈不怕困难，学习雷锋时时处处为人民做好事。“人之初，性本善”，少年儿童是一张白纸，你涂红他就变红，你抹黑他就变黑。
冰坎村是个小盆地，四面青山，一条小河从村中蜿蜒流过。钟权辉屋门前还有一条小溪，一年四季流水潺潺。这溪太小，村里人连木板也不铺一块。这溪又是许多小学生上学的必经之路，许多学生娃来到溪边常常要除鞋除袜蹚水而过。这在温热的春天夏天还无所谓，而到寒秋冷冬就十分麻烦了。钟权辉家里穷无鞋袜穿，大冬天也只能穿双木屐去上学。可看到小伙伴又是脱鞋又是剥袜又是卷裤脚蹚水而过冷得瑟瑟发抖时，他便想到雷锋。“雷锋为人民做了那么多好事，我也要为同学们做些好事啊！”他说干就干，从溪边搬来一块块大石头，推到溪里将它们一一铺好。从此之后，同学们走过这条小溪时再不用脱鞋袜涉水了。看到小伙伴和乡亲们走在自己铺设的小石墩上，钟权辉脸上漾出了幸福的笑容。
五华是中国的足球之乡，中国第一个球王李惠堂就出生在五华。五华人以李惠堂为荣，足球成了五华中小学的传统体育项目。在中小学运动场上，学子们常常像飞马狂奔、牛犊角逐，有时为争一个球而闹得面红耳赤、挥拳相向。钟权辉体弱个小，很少踢足球，大多数是在球场边当观众。每当球场上发生口角打斗时他总是跑进场去劝架。一次，一个守门员被一个前锋踢伤了，两队为此大打出手。钟权辉急了，跑进去又是劝又是拉。可是打红了眼的队员们不分青红皂白，拳头竟像雨点般落在他身上头上脸上，将他打得口鼻流血，昏倒在球场上……
五华是个人多地少的穷山区，五八年全民大炼钢铁，将本是青山绿水的五华炼成山光水恶了。紧接着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接二连三的天灾人祸，无政府主义，乱砍乱伐，使五华草木皆光。“文革”时代的乡村学校老师大都吃宿在校，为解决老师燃料问题，许多学校都以勤工俭学的名义，组织学生上山打柴，钟权辉所在的小学也不例外。一天，学校动员全校学生上山打柴，钟权辉挑着粪箕，带上刀斧上山了。可是，树全被砍光了，连树头也被人挖光了，到哪儿砍？他一个人翻了一山又一山，过了一岭又一岭，踏破脚皮仍没找到一棵杂树和树头。他左寻右觅，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枯死了的大竹头。竹头也能当柴烧，他家里没柴就是烧竹头的。钟权辉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高兴，他放下粪箕，捋起衣袖，往手掌上啐了口水，“嘿嘿嘿”地猛砍竹头。
“狗崽子，你敢砍我竹头？踢死你！”话音刚落，一个双手叉腰、满脸黑云的中年男子飞来一脚，将钟权辉像踢足球一样踢到山下，他失去了知觉，昏了过去。
权辉醒来时已躺在自家的床上。父亲拉着他的手，按着他的脉，母亲在他头上敷着热毛巾。见他睁开眼，父亲忙问：“怎么啦？谁打你啦？为什么打你？”他口里喃喃：“学校要我们去砍柴，我找不到树木找到了一个竹头，刚开始挖就……”父亲长叹一声：“唉呀，那不是公家的是私人的！”钟权辉这时才知道自己被踢的原因。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在阶级斗争斗昏了头的岁月里，一条“狗崽子”的命竟不如一个死竹头啊！

最令钟权辉难忘的是至今仍使他心悸的大屠杀。那是他10岁那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一年，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了，许多开国元帅被打倒了，许多省委书记省长、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社长都陆续被打倒了。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下，五华县许多公社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彻底消灭阶级敌人”，甚至“斩草除根”，“造反派”将被喻为“黑五类”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被喻为“一掌子”的五类分子子女全部抓了起来，编好号关着，碰到开“阶级斗争现场会”时，就分批抓去现场毙掉。有枪的用枪，无枪的就用刀、斧、锄、石头，真是惨绝人寰。
冰坎村也不落后。村里的造反派将全村11个“黑五类”全抓了起来，逐个编好了号。钟定鸣也许“民愤不大”，被编为10号。与其它地方不同的是冰坎村没有打算“斩草除根”，“一掌子”并没有编入其内。一天，村里又在小学开“阶级斗争现场会”，造反派将11个“黑五类”五花大绑全押到会场。一阵“批倒批臭，再踩上一只脚”后，造反派将11个“黑五类”押到行刑现场—小河滩上。钟权辉与同学们齐整整地坐在批斗会场，心不由衷地举着手高呼着口号。他不敢看主席台，主席台上坐着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造反派；他不敢往左右前后看，左右前后都用鄙夷的目光注视着他。他一直低着头，心里在想父亲今天会不会被处死。当批斗会主持人宣布到河滩去执刑时，他的心差点跳了出来。完了，今天父亲将与我永别了。他跟着长长的队伍慢慢地走，他不时踮起脚看看走在队伍前头被反绑的父亲。他希望队伍走得慢些再慢些，最好走不动，这样，父亲也许能多活几分钟几秒钟。
队伍还是踽踽前行，走过小桥，来到河滩上。造反头目从11个“黑五类”中推出第一号，叫几个造反者将他推到小桥下。这时，只见一个40多岁的光棍站在小桥上，他举起一块大石头，“嘿”的一声往桥下那个“黑五类”头上砸去。那“黑五类”应声倒下，白花花的脑浆迸射到桥上，鲜红的血液四溢到小河里。此时有人大笑，有人大哭。钟权辉看着这惨烈的场面，欲喊无声，欲哭无泪，他的心蹿到嗓子眼了。

好在造反头目宣布行刑完毕，余下10个“黑五类”押着回去，钟权辉悬在喉头上的心才落了下来。可是这样的残杀何时才能结束呢？父亲的下场将会如何呢？这一天，父亲没回家；这一夜，钟权辉一直未合眼。
“五华惨案”惊动了中央，惊动了周恩来总理，惊动了叶剑英元帅。五华所在的梅县地区是叶帅的故乡，五华的山山水水曾留下过叶帅的革命足迹。叶帅震怒了，周总理震怒了，党中央震怒了，中央及时制止了这场惨剧。“湛湛青天不可欺”，是共产党，是周总理、叶帅这些“青天”遏制了这出人类惨剧，是他们及时拯救了千千万万个钟定鸣的性命。时年10岁的钟权辉从此立下宏愿：做人就要做周总理、叶帅这样挽狂澜于既倒，救万民于倒悬的人。
钟权辉就读的学校当时是戴帽子中学。所谓“戴帽子”就是在原小学的基础上附设初中班。随着“红色狂飚”过去，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了。复课后的学校开始给学生上文化课了。头脑逐渐清醒后的学子们感到，前几年的胡折腾，哪是在读什么书啊，简直是小孩子过家家瞎胡闹！钟权辉这时上初中了，阶级斗争的惊涛骇浪逐渐平息了，担惊受怕的日子终于过去了。他和同学们一样，在批判“读书无用论”之后，感受到了知识的重要。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当时摆在乡村孩子前面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去部队当兵升官，一条是认真读书升高中、中专、大学。显然，对于“一掌子”的钟权辉前一条路是走不通的，那年代当兵要查三代，哪一代有一个与“黑五类”沾边的都去不了。“自古华山一条路”，对于钟权辉来说，只有读书这唯一的路了。好在有父亲的书香因子遗传，好在有父亲的经常指教，加上他自己勤奋不辍，考试成绩经常在班里数一数二。同学刮目相看，老师关怀有加，在周江公社初中升高中统考时，他名列前茅。可是，在阶级斗争尚烈的年代，他被取消了录取资格，只因他父亲头上戴着两顶重重的黑黑的“帽子”。
唯一的出路被堵死了，钟权辉气得好几个月吃不好睡不香。无奈，小小年纪只好跟着社员们挣工分。那时候，10分为一个劳动日，一个劳动日才一角几分钱。年富力强的成年人干一天才10分，像他这样不够资格的劳动力，辛辛苦苦干一天才五六分。也就是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还挣不到一张8分钱的邮票。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啊！正好这时邻省江西传来一个好消息：抚州知青农场招工。困在冰坎的钟权辉早像笼中鸟想破笼而出，机会来了，还不满18岁的他与村里几个年轻人一起来到抚州知青农场。农场招的是临时工、季节工，先是挖坑种树，后是扛泥烧瓦窑。尽管这些活比在家里种田还苦还累，但没有了父亲的阴影，没有了“狗崽子”的呼叫，他虽苦犹甘。然而，干不到几天，他就水土不服，连连拉肚子。本来就瘦骨嶙峋的他，这时更是弱不禁风。为了保全性命，他白干了十几天，一分钱未拿，还借了十几元车费回到老家。
回到家里后，生产队将他安排到队办林场花果山。钟权辉进过江西大农场，学了点育苗造林知识，场长便格外看重他。他头脑活，手脚勤，很快便成了场里的技术骨干。饱尝了文化大革命苦头的农民开始了“抓革命、促生产”，队办林场也越办越红火了。场里不仅育苗植树造林，而且广开门路、多种经营，大种土茯苓。土茯苓是一种中药，值钱，钟权辉很快掌握了土茯苓的种植方法。他在场里种，也偷偷在自家的菜园里种。场里土茯苓大丰收，他家里的土茯苓也收获不少。场里的土茯苓卖了不少钱，钟权辉自种的土茯苓也赚了不少钱。这本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事，可是有人告他“搞资本主义”，有人诬他偷场里的土茯苓去卖。钟权辉是个受苦不受气的人，他一气之下离开了花果山。
靠耕田种地挣工分是温饱都无法解决的。回到队里的钟权辉常常利用工余和下雨天到村里一个老木匠家里坐。他不是乱串门去闲聊，他是来投师学艺学做木匠活。他边看边问边帮老木匠打工，慢慢地他学会了做台凳柜子等手艺。有艺穷不久，无艺久久穷。钟权辉为自己学会了木工而高兴。他用自己卖土茯苓积攒下来的钱，到街上买回斧头、锯子、凿子、墨斗等工具，偷偷地在家里做起木匠来了。
那是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年代，农民只能一心一意为生产队干活，连家里多养几只鸡几只鸭都要被视为是搞资本主义而挨批斗的。钟权辉虽然天天和社员们一起出工收工，干活时一样出力流汗，但眼红他的人说他在家里搞“地下工厂”，是资本主义尾巴，要路线教育工作队“割掉”他。只管“政治”不问生产的工作队听了社员反映后，对钟权辉进行明查暗访，结果果真如此。于是，工作队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狠狠地大批了一通钟权辉的“资本主义”，明令他不能再开“地下工厂”，否则后果自负。
“后果自负”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刚满20岁的钟权辉知道，按照当时的“路线”教育运动，一是没收家庭财产直至木匠工具，二是拉到生产队社员大会上批斗，戴上“新生的资产阶级”或“暴发户”的帽子。他没有什么家庭财产，他不怕；木匠工具也不值多少钱，无所谓。可要是戴上那帽子，岂不是要像父亲那样黑一辈子？鸡蛋碰不过石头，胳膊扭不过大腿，钟权辉只好把木匠工具收藏起来，偃旗息鼓了。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正当钟权辉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春雷一声响，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邓小平以时代巨人之手拨乱反正，擂响了改革开放的战鼓，吹响了新长征的进军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梦魇般的时代结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梦寐以求的时代到来了。邓小平一夜之间摘去了压在千千万万中国人头上的“黑五类”帽子，“一掌子”从此也可以与其他人平起平坐了。听到这个天大的喜讯，钟权辉起初还有点不相信，当他拿到报纸看到那白纸黑字时，才感到今天才真正是解放了。“湛湛青天不可欺”，谁是中国人民的真正青天？是邓小平，是三落三起的邓小平，是永远也打不倒的矮个子邓小平啊！
围着大锅没饭吃的时代结束了，套在农民身上的“大集体”的绳索挣断了，正血气方刚的钟权辉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他是个生来不安分的人，他不想像井底的青蛙一样一辈子窝在冰坎村，他想趁青春年少到外面闯一番世界。
钟权辉有个远房亲戚在广州开镶牙店，20刚出头的他带着一身泥土来到广州投靠他。亲戚接纳了他，白天手把手教他如何做牙模、消毒、洗牙、拔牙、镶牙，晚上让他看牙科的书籍。钟权辉有点文化，脑子又不笨，不到半年便学会了全套的镶牙技术，亲戚不在店里时，他一个人就可独撑门面了。

跟着别人跑是永远拿不了冠军的，跟着别人干是永世当不了老板的。钟权辉学会镶牙后辞别了亲戚返回老家五华。他手头没有买镶牙工具的钱，于是就重操旧业做家私卖。积攒够了钱，就前往广州买了整套镶牙工具摆摊设铺。显然，他是新师傅，人面不熟地头也不熟，在广州一时做不开。东方不亮西方亮，城里不行就下乡。钟权辉带着全新的镶牙设备到东莞、河源、龙川为人镶牙，凭着热情、勤恳、诚信、廉价，他也赚了一笔小钱。
衣锦回乡。
回到家里父亲钟定鸣对他说：“权辉呀，我龙川老家的兄弟在解放前穷得全过南洋去了，留在国内的只有我一个。我父母在解放前就逝世了，尸骨至今没有做个坟墓来葬。唉，以前穷没办法，现在你能挣钱了，能不能拿出点钱给你祖父母做个坟作纪念？”
“爸，人生孝悌为先。给老一辈做坟留念是应该的。”钟权辉爽快地说，“钱是人挣的，用了再去挣。”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半年闯荡江湖赚的钱。
有钱胆气壮，有钱脸有光。钟定鸣没想到这个嘴下无毛的小子，出去半年竟赚了好几百元。70年代末，乡村干部、教师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元，这几百元相当于他们的一年工资啊。儿子能！父子俩揣着几百元钞票，骑上自行车，翻山越岭回到邻县龙川紫市老家。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钟定鸣父子回到紫市新南村时，村里人不但不认识钟权辉，连钟定鸣也没多少人知道。但村里老一辈都知晓钟定鸣的父母，都知道他们有个儿子3岁时就卖到五华去了。同姓三分亲，同宗亲上亲。乡亲们带着钟定鸣父子来到他父母留下的老屋，来到他父母葬身的山上。钟定鸣老泪纵横：“爸啊，儿子无能，儿子不孝，今天才来看你们……”钟权辉与父亲跪在一起拜祭从来不认识的祖父母，抱着父亲哭成一团。
乡亲们没把他们当外人，堂兄叔侄热情地一家家地宴请了他们。听完他们几十年在五华受到的冤屈歧视，乡亲们都劝他们迁回紫市老家来。面对一声声热肠热肚的劝说，回想不堪回首的岁月，父子俩都动心了。“可是能说迁就迁么？”父子俩又犹豫了。
也许是天意。此时正巧钟定鸣在南洋的兄弟回国观光回到了龙川。他们都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地方侨领，是华侨之乡龙川有名的华侨。“何不借助叔叔伯伯回国的东风，争取县、公社、大队领导的支持？”钟权辉年轻心眼活，他向父亲提出了这个建议。
钟定鸣觉得儿子说得有理，立即与儿子赶到龙川县城老隆。不巧的是弟兄们不知道自己的兄弟回来龙川，前天就离县返国了。钟权辉没有气馁，他载着父亲到大队、公社、县里找领导，说明他们的情况，提出他们的要求。回到五华老家后，钟权辉立即写信给南洋的叔叔伯伯，请他们出面要求县、公社、大队同意他们举家迁回龙川。
叶落归根，游子归家，人之常情。龙川县、紫市公社、新南大队，很快批准了钟定鸣一家迁回老家的申请。1980年春节前夕，钟定鸣携妻带子回到离开了大半个世纪的故土。按照乡俗，钟定鸣恢复了原姓原名“杨德忠”，钟权辉也按杨氏的辈份，易姓改名为“杨剑昌”。
换了个家乡，换了个环境，杨剑昌挺胸昂头地做人了。五华与龙川尽管只有一山之隔，但他感到龙川的天格外蓝，龙川的山格外青，龙川的水格外清，龙川的人也格外亲。这不，他回到龙川不够两个月，他这个在五华备受歧视的“另类”就被安排到龙川县林业局当工人了。工人，就是国家的主人啊！要当好家作好主，就要有文化。杨剑昌进了林业局后，一边勤勤恳恳地育苗造林，一边认认真真地参加文化课补习。不到一年，他掌握了育苗造林技术，拿到了高中文化补习合格的毕业文凭。刚满一年，他由临时工转为国家正式职工。那年代，正式工就是“铁饭碗”。有了这个“铁饭碗”，温饱就不用愁了，说不定好好干，干出成绩来，还能转为国家干部，捧上“金饭碗”呐！
80年代第一春，尘封的国门终于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空前的胆识，在深圳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特区的春风吹遍了全国，也吹进了山城老隆。“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号召震撼了国人，也震动了龙川：我们何不冲出山门到深圳去闯闯？不少敢于吃“螃蟹”的龙川人，争先恐后“停薪留职”去闯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的创建给他们带来了机遇，带来了希望。一些原在县城平平常常的干部职工，在深圳不到一年便干得风生水起，有的当官了，有的发财了，有的全家都带去了。“深圳遍地是金啊，你们为什么不去挖一桶？”从深圳回来的人都这么说。一时间满城风雨，个个跃跃欲试，人人想去闯闯。
刚捧上“铁饭碗”的杨剑昌也心动了。龙川再好也是个穷山区，即使干得再好转个干部，一个月也只是百把块钱，吃不饱饿不死又有何用？自己刚20出头，要身体有身体，要精力有精力，别人敢去闯，自己为什么不敢去闯？天生不安分的杨剑昌，毅然向单位递交了“停薪留职”的申请，怀着憧憬，怀着热血闯深圳来了。

作者/曾培新  编辑/李寒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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