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得到了世界和平力量的援助与支持。与国民政府的抗战外交不同，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独立的政治身份坚持不懈地推动国际统一战线的建立，特别是通过开展兄弟党交往，为中国赢得了许多宝贵的国际援助。日本共产党是其中一支最为特别的援华力量。日共的特别之处在于：在中国与日本互为敌国的背景下，同情、支持与援助中国抗战，都具有“通敌”嫌疑，揆诸常情，这是战争状态下最为尴尬而危险的事情；大和民族高度统一的行为模式，使反对侵略战争的日共在日本国内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因此，他们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支持和援助需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由于上述情形的存在，决定了他们同情、支持、援助中国抗战的方式、规模、程度等，相比于其他国家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支持、援助具有完全不同的样态。总结日共在特殊环境中援助中国的历史特点，可以为应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国际挑战提供启示和借鉴。
一、日共的反战援华是共产国际反帝反法西斯斗争的组成部分
日共作为共产国际支部之一，其反战援华是共产国际世界反帝、反法西斯斗争的组成部分。自日共成立之初的20世纪20年代初起，日共服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部署。日共的《纲领草案》《二七年纲领》《三二年纲领》都指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是日共最重要的任务，指示日本无产阶级，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要变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确立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日共也实现了“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策略的转变。1936年日共在《给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信》中号召全体日本人民团结起来，打击军部法西斯分子，指出，“今天坚决要进行战争的主要敌人就是法西斯军部”。军部法西斯独裁会将“日本拖回到德川幕府那样暗淡的军事独裁状态中去，使我们走向军事的、经济的毁灭”。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十分重视，积极支持中国抗战，希望中国战胜日本，解除日本在东方对苏联的威胁。共产国际主席团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的宣言书，强调“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先进人类反对野蛮法西斯主义的压迫的总斗争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号召各国工人阶级和一切真正拥护民主、和平人士，积极行动起来，帮助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
日共在共产国际世界反帝斗争战略指导下，将战争理解为与资本家的利益相联系的现象，战争的原因是资本主义侵略政策，而把反对战争也作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倡导用正义的战争反抗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其反战援华行动是国际反帝斗争的组成部分，也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际主义原则的体现。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时进一步指出：“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是他们国家的战争的失败主义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归于失败，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利益；失败得越彻底，就越好。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应该这样做，他们也正在这样做。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不但是损害世界人民的，也是损害其本国人民的。”
对于日共党员而言，面对滚滚而来的军国主义狂潮，最大的困难在于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和民族主义的两难境地。侵华战争期间，除了日共，日本国内还有过其他和平反战的力量，如宗教人士的人道主义反战思想，部分企业家从经济、财政的立场上思考的实用主义和平思想等，但是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这些和平思想很快地转向维护政府的侵略政策。有不少日共党员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也选择了转向，原因也正是他们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尽管如此，依然有大批日共党员抱着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坚定的信念，始终坚持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积极援助中国。这些坚守国际主义信念，并作出了巨大牺牲的日共党员为中国抗战牺牲奉献的精神尤为难能可贵。
二、日共的反战援华以道义援助为主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和中共都高度重视抗战中的国际援助，着眼于现实的国家利益，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异同和历史上的恩怨，灵活主动地运用外交政策，千方百计地争取各个国家、各种力量的道义支持和物质援助。但是，中国与日本互为敌国，这种复杂而特殊的情况也决定了日共同情、支持、援助中国抗战的内容相比于其他国家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支持、援助具有完全不同的样态。
考量抗日战争中的国际援助，毫无疑问，苏联和美国先后为中国抗战提供了最大规模的外援。苏联的援助有一个特点：不仅有道义上的支持和声援，更有军事顾问团、空军志愿队、武器物资等大量有形的援助，最后出兵东北直接与日军作战。因此，1939年12月，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以来，“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1941年，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在谈到抗战初期苏联的援助时曾这样说过：“七年前我们在军需物资十分缺乏的情形之下，以未及充分训练毫无现代装备的军队与强敌搏战，所依为凭借的只有二事：一是友邦所给予我们的外援，一是全国团结一致，敌忾同仇的民气。外援方面，自1937年七七以后，直至1941年6月苏德战争以前，整整四年间，我们作战所需物资，大都独赖苏联的援助，苏联同时更在革命精神和人类道义上寄予我们以无限的同情和鼓舞。”1941年以后，最大规模的援助来自美国，美国的物质援助有飞虎队、巨额贷款、大量武器军火等等，政治与道义方面的援助则包含外交等诸多方面。
相比之下，日共的援助内容比较特殊。1931-1935年，日共的援华活动以在国内开展反战斗争以声援中国为主。一方面，通过《赤旗报》、工会和农会的机关刊物、文化联盟旗下的各种刊物及反战传单不断开展揭露侵略战争本质和反对战争的宣传；另一方面，积极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队中开展反战活动。日共在国内各行业、各地区开展的反战宣传和反战斗争，其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精神支持、道义援助和牵制侵华力量方面。1935年之后，遭到数次镇压的日共一直未能重建日共中央，失去中央统一领导的党员无法在国内开展全国性的运动。在国内组织无法生存的情况下，日共的反战援华活动的重点转向海外，正在进行全民族抗战的中国成为日共反战援华的重要舞台。日共在中国开展的直接援华活动有三条战线：一是以延安为中心；二是在国统区；三是隐蔽战线上对日本的情报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日共领导的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在帮助解除日军武装及遣返日军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无论是通过在国内各行业、各地区，甚至在监狱里所开展的反战斗争同情、支持、声援中国，还是来到中国成立反战同盟，协助中国开展对敌工作，大体属于道义援助的范畴。当然，我们不能苛求日共，这是由于其特殊而尴尬的地位决定的。这份难能可贵的来自敌国内部的反战援华力量，在增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提高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日共的反战援华活动主要以分散或个体的活动方式开展
政党活动本应以党组织作为依托，但是日共的特殊之处在于：随着战争的扩大，其组织被破坏的程度越来越深，在国内受到的孤立和面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1935-1945年十年间，日共都未能建立起中央组织作为有效的领导中心，统一的、有组织的、有规模的援华活动基本陷于停顿。此后，其反战援华活动主要通过个别的、分散的日共党员和日本共产主义者来开展。
比较一下其他共产党，如越南共产党。越南与中国是邻国，有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样命运。越共和中共同属共产国际支部的兄弟党，在中越两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互相支持，互相援助。为越南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的志士们长期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积极援助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们的反日援华活动一直是以越共党组织为依托的。
再看日共的情况。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日共在国内领导了有规模的、有组织、有纲领的反战斗争，因此也遭受了最为惨重的牺牲和损失。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确立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此时日共的力量大大削弱。战争期间，日共虽一再试图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机构，把分散的力量联合起来，但因环境特别恶劣和困难，最终没有获得成功。虽然日本国内已没有全国性的反战斗争，但个体日共党员或共产主义小组开展的分散的、零星的反战斗争，仍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迫于国内的政治恐怖，一部分日共党员前往国外继续开展反战援华活动。
这些日共党员在中国战场上以特殊的形式顽强生存并积极活动，坚守反法西斯反侵略立场，因地制宜地采取了更为灵活的实际行动，分散行动，却彼此呼应、相互扶持，开展了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反战援华活动。这些分散的日共党员虽然人数极少，但他们坚持反侵略立场，帮助中国人民一起抗日。他们在中共的帮助和支持下，在国统区和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创立反战同盟，紧密配合中国军队开展对敌工作，教育、改造被俘和投诚的日本士兵，把他们组织在各个反战团体里，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开展敌军瓦解工作的一支特殊力量。特别是少数隐蔽战线上的日共党员，在获取日军情报方面更是发挥了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四、日本共产党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现实启示
日共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日中两国战争期间，始终高举反战旗帜，有组织、有纲领地在多个地区、多条战线，开展多种形式的积极而又顽强的反战斗争，援助中国抗战。尽管人数不多、力量有限，但他们与中国抗日军民站在同一条战壕里，勇敢地投入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从道义上、精神上大大鼓舞和支援了中国抗日军民，他们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在举国一致的战争动员和极端民族主义狂潮中，在持续不断残酷的镇压下，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憎恶日本侵略者的中国人民说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的区别。
日共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是其基本立场与政治诉求。无论在当年，还是在战后及今天，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战后，随着德田球一、志贺义雄、宫本显治、袴田里见等日共领导人相继出狱，野坂参三、鹿地亘及原在华日本反战人士等人回到日本，迅速重建了日共，在敦促日本对战争的反思、维护世界和平和日中友好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战后几十年来，当年的反法西斯战士或是成了日本民主运动的先锋，或是成了促进日中友好的桥梁，他们为东亚的和平与稳定，为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他们当年的反法西斯斗争是短暂的，战后的影响却是长期而深远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扩大的全过程，为世界的和平与进步力量提供的最大教训在于：不能允许军国主义、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重演，不能允许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其他民族再有任何侵略。战后，日共始终不畏强权、威胁和歧视，在意识形态上坚决同日本右翼军国主义思想作斗争，这是其理想与使命内在驱使的结果。所以，日共能够坦诚地对外昭示，为了捍卫和平这一正确旗帜而英勇不屈，即使看起来是少数，但那也是光荣的少数。他们表明侵略战争的不得人心，以至于参加侵略战争的士兵们冒着生命危险、直面“卖国贼”的指责而奋起反戈相向，昭示着和平和正义的力量，可以唤醒人们的理智和良知。从更大的世界范围来说，当今世界，民族利益与文化冲突日益上升为威胁人类和平的主要因素。不同国家、民族、信仰之间，为了土地、资源、信仰、价值观、主张不同就战火纷飞，大开杀戒。在群体名义的裹挟下，作为个人的道德、良知、价值判断如何自处？日共的反日援华行为为我们今天思考人生与战争、个人与国家、民族矛盾与文化冲突等现实问题依然提供一个深刻而典型的案例。
针对“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的世界之问，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以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助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夯实完善全球政党伙伴关系助力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道上阔步前进”。这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一道、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直面人类共同挑战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日两国是邻国，尽管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主要贸易伙伴，但两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摩擦与分歧增多。在钓鱼岛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归根结底是日中战争的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仍然存在着重大分歧，甚至时而出现引发军事对峙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对70多年前的这场战争进行反思，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日中关系最恶劣的时期，日共始终高举和平反战的旗帜，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其领导的反战援华活动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相互呼应，都属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回顾中共和日共在战争时期缔结下的深厚战斗友谊，对我们处理两党和两国关系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日本共产党反战援华政策研究（1931-1945）”（21BDJ073）阶段性成果】
（作者程艳系江西财经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skgz/bwyc/202305/t20230506_56271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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