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市民告省长，广州照样立案
信息时报讯（记者 魏徽徽 通讯员 马伟锋 马英 刘译蔓） 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23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这是23年来（自1989年通过后）“民告官”法律的首次大修，其中着力解决“立案难”等问题。
昨日上午，广州中院就近十年来民告官案件审理情况召开新闻发布会，分管广州中院行政庭十年之久的副院长余明永表示广州十年来几乎没有立案难问题的存在，并对近期社会关注度极高的海珠区女小贩告城管公安案、城中村改造拆迁、外嫁女股份分红等热点问题进行了点评。
谈“立案难”
“从全国范围看的确存在”
对于“民告官”法律首次大修要破解“立案难”，广州中院副院长余明永指出，在全国范围来看，立案难确实是存在的问题，且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很多地方肯定存在行政干预，使得法院应该立案的没有立，所以最高院也三令五申，要求各级法院要打破行政案件受理的桎梏。
“但对广州来说，这十年几乎没有这样的问题，也没有人为的收案门槛。”余明永指出，广州法院一直严格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立案。他回忆2004年刚到广州中院分管行政庭，当时就有一个告省政府的案件，“省政府法制办就来电找我，说怎么告省长的案子都敢立？”
余明永当时态度非常坚决，说“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的，省政府作为被告，由省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既然省政府在广州，广州就要受理了，除非把省政府搬到佛山或者其他市去，我们就不立案了。”
该院行政审判庭庭长肖志雄也表示，十多年来，他没感到广州审理行政案件有什么压力。23年来法律没修改，但受案范围在实践中已经扩大了，现在审理老百姓知情权、信息公开、劳动者就业权和劳动权、学生受教育权等都纳入了司法审查，这些都是法律没有规定的，说明法律已经严重滞后。
余明永和肖志雄都认为，行政诉讼的发展趋势将是限制越来越少，受案范围会更大，纠纷解决方式也会更多，“这对老百姓来说是好事，对公权力的纳入和限制起到很大的作用。”
谈信息公开
“公开与否，要保障社会稳定”
在面临城市改造、建设等政府行为时，为维护自身权益，大多市民会同时大量申请相关政府信息公开，将政府信息公开成公民维权“敲门砖”。2012年广州中院审理的26件政府信息公开类案件中，18件都是申请人不服房屋征收行为，要求公开征收依据的批准文件、批复、公告等信息，以期发现征收过程中行政机关的过失。
余明永表示，最近申请信息公开的案子不少，但是法院支持的并不多。主要原因是国家有关保密的规定、范围不明确，行政机关心理也不适应，哪些能公开没有谱。而对于法院，余明永说，“我们还缺失司法解释，我们心里也没有底，也是需要相应的最高级的文件”，法院对于哪些应该公开也不好把握。
肖志雄则表示，今年申请信息公开案数量肯定高于去年。信息公开案件广州比上海等地少，但现在的信息公开案件，有大部分比例是专业人士包括律师提出的，不是要干与生产、生活、科研有关的事，而是在算历史老账。比如现在很多律师申请社会抚养费的公开，他说，“别说我们现在没有地方公开，要真正公开，过去的社会抚养费就是一笔糊涂账，没办法公开，也公开不了。”
肖志雄指出，美国从有限公开到无限公开走了30年，我国才刚刚起步。法院审理时，不仅面临法律问题，还面临价值取向问题，要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不能因为一个案件造成我们全社会混乱，这与我们司法的任务是背道而驰的。”肖志雄如是说。
谈海珠女小贩案
城管很理性，公安应更人性化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女小贩状告海珠城管和公安案，广州中院终审改判支持了部分诉求，肖志雄进行了点评。他指出，法院审判要权衡公安、城管的执法权和公民人身权利，对公权力进行约束，对合法权益进行保护。近年来全国各地媒体都有报道城管暴力执法的问题，他认为城管确实存在问题，但要理性看待，毕竟执法环境也非常艰难。
肖志雄指出，城管要执法的类目很多，包括其他机关委托执法的共有300多项，压力很大。但“城管队伍的专业素质远远赶不上我们对城市管理的要求”，而城管面对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处于生存的边缘，城管更要人性执法。
肖志雄表示，对粗暴执法，法院一定要指正或判败诉；而对理性执法行为，还是要坚决的支持，不能因为社会上对城管的意见大了，就认为城管一概就是黑的，粗暴的。“海珠城管的执法已经是非常理性的了，我们认为，如果这样的执法我们都不支持的话，那么我们城管是没办法执法的。”
而对于海珠公安，肖志雄表示公安对抗城管执法的母亲的行为采取强制措施，法院是支持公安的。“因为我们觉得公权力必须有权威，在公正行使公权力的前提下，公权力是必须保护的，国家没有公权力社会就乱套了，就没有秩序了。”
但是，对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也是必须支持的，对女小贩两岁不到的女儿，应该采取其他人性化的看护措施。肖志雄说，“这个案件审判委员会一致通过要求公安赔偿精神抚慰金，这不是赔偿多少的问题，而是体现对一个生命自由的尊重。”
谈涉城中村改造案件
“法院能开大庭都开大庭”
记者获悉，2012年以来，广州法院审理涉及城中村改造、群体性的行政诉讼案件数量急剧增长。余明永表示，这类案件冲突尖锐，反映的社会问题非常深刻，甚至已经超过法院能够解决的范畴。包括还在审理的冼村案，以及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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